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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职教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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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班主任们在分组学习中共画同心圆、共话“初心”。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国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范随州(右)带领中职班主任们烧制汝瓷。

为深入学习《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贯彻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促进中职班主任专业化成长,河南省中职班主任工作研究与指导中心日前组织该省中职班主任进行了集中学习实践,通过专题讲座、分组学习、社会实践以及“大国工匠话成长”等环节,切实有效提升中职班主任们的理论认识和专业水平。

内容及图片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年09月03日第11版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实施好《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推进教师、教材、教法改革,加强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更好地适应教学模式和评价模式改革需要,满足基于工作过程的模块化课程、实施项目式教学要求,推动对接国家教学标准并结合实际开展教学,促进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全面提升,根据年度工作安排,定于2019年11月23日至25日在湖南株洲举办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教学能力比赛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比赛由教育部主办,湖南省教育厅、株洲市人民政府、教育部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指导委员会承办,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协办,高等教育出版社参与支持。

比赛设立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执委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主要负责同志任主任;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师工作司、科学技术司、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院校局、湖南省教育厅和株洲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承办单位、协办单位、支持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及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国家开放大学、中央电化教育馆、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等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负责比赛组织实施。

执委会设立专家组,由主办单位聘请教育教学和教育信息化领域有关专家担任成员,负责比赛指导工作;执委会秘书处设在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成员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有关同志组成;执委会设立评判组、仲裁组、监督组、保障组,由主办单位会同承办单位、协办单位具体组建。

比赛分为中等职业教育组、高等职业教育组和军事职业组,其中军事职业组比赛由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院校局具体组织实施。比赛方案等有关材料在比赛官方网站(www.nvic.edu.cn)和教育部政府网站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页面公布。

请各地及有关单位举办好选拔赛,组织优秀选手参加全国比赛。

“互联网+留学服务”平台上线 每年将惠及超过40万留学生


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推出的“互联网+留学服务”平台已于近期上线试运行。在教育部今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程家财介绍,国家公派留学派出、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留学存档和留学回国人员就业落户等公共服务事项可在平台全程在线办理,彻底告别传统窗口服务模式。每年预计将有40万以上留学人员因此受益。

据悉,在传统服务模式下,留学人员回国办理就业落户服务需要先进行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和调档等服务,存在申请人重复注册,材料重复提交,需要多次、反复到现场,留学人员办事周期长、满意度低等问题。通过整合留学服务平台和内外部信息资源,该平台实现了“一网通办”,实现了面向全体留学人员的“一次注册,一口受理,在线核验、后台分办”的统一服务模式。


程家财谈到,实现“互联网+”以后,对留学生办事来说,一是实现了“不跑路”,大大节约了时间和成本投入;二是简化了很多材料,留学人员“坐在家里就可以把事情给办了”;三是全天候、全流程、全地域。平台面向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开放,不仅国内可以办理,在国外也可以,打破了时间、地域、空间的限制。

程家财指出,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教育部还将不断优化升级服务系统。例如在认证服务上实现机器人替代部分人工的职能化深度开发应用等;此外,还将在出国留学人员咨询服务、平安留学和留学回国人员择业“双向选择”“创新创业”等更加宽广的留学服务领域进行“互联网+留学服务”转型,让更多留学人员在更加开放包容的环境中享受更加便捷的线上服务。


当地时间8月27日晚,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俄罗斯喀山闭幕。中国代表团共获得16枚金牌、14枚银牌、5枚铜牌和17个优胜奖,再次捧得金牌榜、奖牌榜、团体总分第一。

中国派出63名选手参加了此次大赛6大类全部56个项目的角逐。这也是我国自2011年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参赛人员规模最大、参赛项目最多、参赛成绩最好的一次。经过多天角逐,中国选手在数控车、数控铣、焊接、综合机械与自动化、建筑石雕、移动机器人、车身修理等项目上获得16枚金牌;在信息网络布线、机电一体化、飞机维修、管道与制暖、建筑金属构造等项目上获得14枚银牌;在工业控制、烹饪(西餐)、塑料模具工程、烘焙、工业机械装调等项目上获得5枚铜牌。此外,中国选手还在CAD机械设计、商务软件解决方案、印刷媒体技术、瓷砖贴面等项目中获得17个优胜奖。

东道国俄罗斯获得了14枚金牌、4枚银牌、4枚铜牌和25个优胜奖,团体总分位列第二。韩国则以7金、6银、2铜和26个优胜奖的成绩位列团体总分第三。

闭幕式上,中国上海作为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举办地,与俄罗斯喀山进行了世界技能大赛会旗交接,这意味着世界技能大赛进入中国时间。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届,是当今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是世界技能组织成员展示和交流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为期6天的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有来自世界技能组织69个成员国家和地区1355名选手参赛。


内容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1113名退役军人入读海南职院

海南省高职扩招吸引8837名退役军人报名


这几天,周冲像是做了个梦。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实施高职百万扩招,使他重返大学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被海南职业技术学院音乐表演专业录取。

8月24日,海南职院举行2019年对口单独招生学生(退役军人)开学典礼,今年录取的1113名退伍军人全部报到。

“希望你们退伍不褪色,努力完成大学期间的学习任务,回报这个伟大的时代。”在开学典礼上,海南职院院长王安兴说,该校今年顺利完成教育部门下达的第一批次扩招任务,通过对口单独招生1119人,其中退伍军人1113人。下一步,学校将做好退役军人分类教育管理工作。

据王安兴介绍,这些退伍军人入校后,学校将根据他们自身情况和专业特点,设计多种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分类教学;在培养模式上,实行半工半读、现代学徒制、企业订单班、“2+1”等多种形式,帮助退役军人完成学业,学到技能。在此基础上,学校将以提升就业质量为导向进行教学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设计,充分利用产业、企业、园区,通过开门办学、社会服务、产学训用,依托产业办学院、依托园区办专业等,确保培养质量,保障就业创业。

据统计,截至8月15日,海南省高职院校扩招退役军人报名8837人,比原定目标3000人超出5837人,占海南省对口单招两次补报名人数总数的90%左右。


内容来源:《中国教育报》

职教网1


2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张掖市山丹培黎学校。习近平强调,西北地区因自然条件限制,发展相对落后。区域之间发展条件有差异,但在机会公平上不能有差别。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作支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工匠。因此职业教育大有可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希望你们继承优良传统,与时俱进,大有前途。我支持你们!



内容来源:新华社微信号、新华视点微博

新疆2019年高职扩招第一阶段报名工作日前启动,仅限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报名,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0岁。招生将综合考虑各校办学定位、办学条件和发展规划等因素,科学合理、足额安排扩招计划,优先考虑学前教育、护理、养老健康服务、旅游管理、机电一体化技术等自治区经济发展急需、社会民生领域紧缺和就业前景较好的专业。

此次高职扩招采取网上报名、相关部门资格审查、现场缴费确认的方式进行。应历届高中阶段学历或同等学力(初中毕业满3年以上)毕业生计划安排在第二阶段报名。

据悉,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采取高职院校单独考试、录取的形式进行。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可免予文化素质考试,由培养院校组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对于符合免试条件的技能拔尖人才,由培养院校免试录取。具体考试时间、地点由高职院校自行确定并提前向社会公布。

内容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年08月21日第1版
8月15日,山东省教育厅专门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高职院校扩招和学生培养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招生院校制定培养方案时,总学时不低于国家规定的2500学时。其中,实践性教学学时原则上占总学时数的50%以上。


《方案》要求,扩招院校要针对生源多样化特点,分类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确保总学时不低于国家规定的2500学时,公共基础课程学时不少于总学时的1/4,实践性教学学时原则上占总学时数50%以上。其中,实行学分制的院校,明确必修学分和选修学分数量,一般以16—18学时计为1个学分。B类、C类学生每学年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400学时。


由于此次扩招既有农民工、退役军人,还有中专学生,所以,《通知》要求,各院校要实施分类教学,对录取的B类、C类学生,坚持集中教学和分散教学相结合,学校学习和教学点学习、社区学习、企业学习相结合,可“送教进社区”、“送教入企业”,线上教学、学习与线下教学、学习相结合,确保课程不少、学时不减、标准不降、质量不低。教学计划和内容、教学形式、课程课时安排、实习实训地点、评价考核标准、纪律要求等,通过学校官网发布。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要求,招生院校对录取的B类、C类学生,也可实行学年全日制和分段全日制相结合的弹性学制、弹性学期、弹性学时,学生的学业年限既可2-3年,也可放宽至3-6年。学生达到最长修学年限尚未达到毕业要求的,颁发肄业证或结业证。严格纪律管理,如实记录学生学习和日常表现并作为考核评价依据。


由于大部分考生脱离课堂久、文化课底子薄,《通知》要求,各院校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考核方式,学校、社区、企业、家庭协同配合,以过程性和日常学习考核评价为主。严格执行全日制高职院校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标准,将平时学习、参加学习讨论、作业情况等纳入考核,加大技能考核权重,其中,考试均采用集中考试方式。不以全部的企业工作内容和时间替代必要的在校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不以任何原因和形式降低毕业门槛。


《通知》还指出,对违反规定,存在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不按规定履行教育教学职责、套取财政资金的,予以严肃查处。视情节轻重给予全省通报批评、取消单独招生资格、调减招生计划、减少直至停止项目安排等处理措施。涉及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修法能否打破职校“低人一等”形象

职教生就业易受歧视职业教育质量不高

“蛰伏”了两年之后,“小龙虾学院”一鸣惊人。

2017年,湖北江汉艺术职业学院设立潜江龙虾学院。两年后,这所“小龙虾学院”的首届35名学生在今年6月27日正式毕业,就业率达100%,其中大部分都走上了“烧虾”岗位,部分学生的月工资达上万元。

潜江龙虾学院毕业生的高光表现,再次吸引了公众对于职业教育的关注。

据国家统计局和教育部的最新数据,我国现有中等职业教育学校10340所,高等职业院校1423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

成绩固然可喜,但困境同样不容忽视。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年职业教育人才就业景气度报告》显示,近年来,国内职业教育院校和人才数量持续减少,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人才。

职业教育如何破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近日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相关数据表明,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职业教育仍是教育领域的薄弱环节,总体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还不适应,与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差距。

“必须尽快修改职业教育法,如此才能使职业教育的发展有法保障、有法可依,从根本上解决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周洪宇说。

职教歧视仍然存在

相关资料显示,中职、高职已分别占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是,社会上对职业教育仍有诸多歧视。

来自江苏苏州的张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如果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宁愿让他复读一年,也不愿意让他去上职校,“大家都觉得上职校的孩子没出息,没什么前途”。

学生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同样明显。就读于南京某职校的张文告诉记者,每年开学,学校都会有很多人退学,“大家都觉得在工厂里上班低人一等,不如当白领来得光鲜亮丽”。

不仅如此,相关政府部门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和投入也都比较少,政府部门之间对职业教育总体规划的认识、对职业教育和经济转型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缺乏共识。

思想方面的障碍,导致职业教育的发展始终不如人意。

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中职招生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占高中阶段招生总量的比例维持在40%左右,原先大体相当的“职普比例”正在逐渐失衡。

周洪宇认为,相关部门及社会都应切实转变观念,营造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氛围。职业教育经费稳步增长机制不够健全的问题,应当在职业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投入责任和标准,加大经费投入。

“一方面,建立经费投入保障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责任和比例,明确职业教育经费在本地区教育经费投入中的比例,制定完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费收取、管理使用办法。另一方面,建立教育附加费用于中等职业教育立项、审计、责任追究制度,并作出规定,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一般地区不低于20%,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不低于30%。”周洪宇说。

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教学质量参差不齐,一直是职业教育的痛点。

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小学教育不同,除了文化课的学习之外,更注重实践能力,是以就业为导向。因此在教学安排中,学生的操作实验课占比更多。然而,许多职校为图一时方便,在安排上大多以理论教学为主,实操课程很少。

“有的专业需要用到仪器设备,但这些设备不仅数量太少,而且过于陈旧,难以满足学生需求。操作课的时候,三四个人用同一台仪器都很常见。有时候仪器坏了,老师就让我们看书。”张文说。

除了硬件设施,软件设施也是职业教育的软肋。

尽管教育部一再强调要充分重视和强化职校的实训环节,但在大多数的职业学校,实训教师依旧是屈指可数。在江苏扬州某职校工作的李阳告诉记者,现在招聘教师都是教育局统一进行考核,学校无权过问,招聘来的教师大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学历是有了,但是实训指导能力明显不足,这些教师与职校实训岗位的特殊需要严重脱节。

与此同时,高离职率让本就缺乏实训经验教师的职业院校“雪上加霜”。对于这一点,张文深有体会,“仅在第一个学期,就换了三个班主任,我都已经习惯了”。

“学生难管、外出培训机会少、待遇低、年轻教师看不到发展空间,是离职的主要原因。”李阳说。

除了校内教学问题,校外培训方面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前不久,渤海理工职业学院学生实训,却被安排到欢乐谷“扮鬼”一事闹得沸沸扬扬。该校机电系学生在鬼屋“扮鬼”、景区餐厅内上货打杂,经贸管理系学生在小卖部卖烤肠、检票安检。对此,校方称此次实训属“模块化教学”。

有的职校随意安排与专业不相关、不相近的实习岗位,有的职校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出卖”给企业……不规范的校外培训屡见报端。

周洪宇指出,由于职业教育法对法律主体的责、权、利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法律责任的规定更是空泛,因此导致不规范校外培训等问题频发。建议在法律中作出规定,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建立职业教育执法责任监督制,健全和完善师生处分和申诉制度、教育行政复议和仲裁制度,保证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重要一环,需要校方认真设计,投入相应精力和经费。在监管方面,主管部门要督查职校实习内容和效果,可以探索设立职校黑名单制度,将有违规实习行为的职校列入黑名单,每年招生时对外公示。

市场导向设置专业

“小龙虾学院”设立之初,不仅遭受了社会的调侃和质疑,还被教育部点名批评。当时,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相关负责人指出,一些职业院校不从专业目录当中选取专业,搞一些奇葩专业,要注意防止这种倾向,“有的学校开设了龙虾专业,不能够这样……专业的设置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是有科学性的,不能够误人子弟”。

面对批评,校方称自己并不违规,因为他们开设的并不是“龙虾专业”,而是专业目录上的烹饪工艺与营养、餐饮管理和市场营销专业,只是将烹饪小龙虾作为重点。

今年,当初不被看好的“小龙虾学院”成功证明了自己。对于这一结果,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潜江市市长龚定荣并不意外。

龚定荣说,“小龙虾学院”是个实实在在的饮食文化学院,是在产业发展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一个学院,培养的人才也是实实在在的人才。为了确保课程的合理,还聘请了长江水科所的院士来指导教材编撰。

龚定荣指出,产业发展有各个方面的需求,比如种植养殖、餐饮加工等。因此需要一大批青年人才,同时还要为将来产业发展培养领军人物。

近日,人社部发布《电子竞技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这一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正在运营的电子竞技战队(含俱乐部)多达5000多家,电子竞技职业选手约10万人,还有大批半职业、业余电子竞技选手活跃在各种中小规模电子竞技赛事的赛场上。

电子竞技的高速发展带来企业对电子竞技人才的巨大需求,许多职校纷纷关注并积极申报,在近几年陆续增设电竞专业。

但是,在专业设置方面作出改变的院校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院校仍旧是停滞不前。张文告诉记者,她就读的职校这几年专业没什么改变,主要还是以旅游管理、烹饪、民航、电气工程等专业为主。

在周洪宇看来,职业教育不能满足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多方面需求,关键问题在于职业教育质量不够高。建议在职业教育法中建立就业准入制度,建立能够反映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要的职业资格标准体系,加强对职业技能鉴定、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评价、职业资格证书颁发工作的指导与管理。

      近日,人保部印发《关于做好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通过采取扩大招生规模、加强规范管理、强化工作保障等方式,确保全国技工院校学制教育招生人数稳定在120万人以上,2019年全国技师学院力争扩招20万人。


  为了扩招,今年将扩大招生对象,积极面向往届初高中毕业生、高校毕业生、农民工、企业在岗职工等各类群体广泛开展招生工作,放宽招生年龄限制,破除报考障碍,实现应招尽招。


  据悉,技师学院主要承担高级工、预备技师(技师)培养任务,高级技工学校主要承担中级工、高级工培养任务,普通技工学校主要承担初级工、中级工培养任务。
  近年来,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数量短缺。为缓解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国家开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在扩大招生规模方面,《意见》指出,要统筹招生工作,落实各省份技工院校招生计划,各地要指导技工院校全力做好全日制、非全日制和职业培训等不同类型招生工作,充分调动各类技工院校积极性和主动性。


  鼓励技工院校进一步扩大招生范围,积极面向往届初高中毕业生、贫困家庭子女及劳动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企业在岗职工、待岗职工、退役军人、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各类群体广泛开展招生工作。允许所有有提升技能意愿的人员就读技工院校,放宽招生年龄限制,破除报考障碍,实现应招尽招。区分全日制、非全日制招生和职业培训等不同培养方式,分类编制技能人才培养方案。鼓励技工院校针对不同群体开设教学点或单独编班,通过选修式模块化教学、开发远程网络教学系统等方式,进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的探索实践。


  同时,采取多种招生方式,拓展招生渠道。要求各地指导技工院校加强区域合作,鼓励优质技工教育教学资源通过联合办学等方式支持欠发达技工学校,提升整体办学水平。技工院校经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或备案同意可以设立分校、教学点以及与其他院校开展校校合作办学。要指导技工院校采用订单培养、委托培养等方式,做好订单班、定向班招生工作,要将受外贸影响较大的企业作为联合培养人才的重点,加强校企合作。要鼓励技工院校面向不同招生群体采取社会招生、扶贫招生等多种招生方式。


  此外,《意见》中提到落实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助管理、招生平台等支持政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技工院校设立招生工作专项经费,专款用于招生工作。鼓励技工院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将动手实践内容纳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吸引更多人就读技工院校。


内容来源:山东教育新闻网

人社部近日发布的《关于做好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把发展技工教育作为缓解技能人才短缺和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举措,鼓励广大青年、各类劳动者及未就业人员就读技工院校、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技工院校将稳定全日制招生,扩大非全日制招生,通过拓展招生范围、降低招生门槛、采用弹性学制等方式,确保全国技工院校每年学制教育招生人数稳定在120万人以上,2019年全国技师学院力争扩招20万人,非全日制招生实现普遍增长。

据悉,技师学院主要承担高级工、预备技师(技师)培养任务,高级技工学校主要承担中级工、高级工培养任务,普通技工学校主要承担初级工、中级工培养任务。


内容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发改委、财政厅、人社厅等六部门就高职院校扩招工作提出具体实施意见,要求采取灵活多元的培养模式,结合社会特殊人员实际,单独编班,分类编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行分类教学、分类管理,创新教学组织方式,实行工学交替、弹性学制和弹性学期制,采取适合成人、方便就学、灵活多元的教学模式,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河南将高职扩招计划重点布局在优质高职院校,区域经济建设急需、社会民生领域紧缺和就业率高的专业。招生院校按照“社会急需、适合成人、易于就业”的原则,依托本校骨干优势专业相关资源,遴选设置有良好就业前景的招生专业,服务区域内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和新材料、生物和大健康、绿色低碳、信息经济五大产业,优先考虑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等在当地就业市场需求量大的专业。


河南将在已开展高职扩招专项考试补报名工作基础上,于今年10月面向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增加一次补报名,对这部分特殊群体单列计划,可以免予文化素质考试,由各学校组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


内容来源:中国教育报

“通过参加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扩招考试,我终于能圆大学梦了!”2019年的夏天,对于来自浙江新昌的考生陈浩杰来说,注定将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此前,他在一家服饰企业从事淘宝运营工作,如今,他成为今年全国高职院校首次扩招100万新政的受益者之一。他对自己能入读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子商务专业非常满意。

记者近日从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获悉,该校首次扩招录取工作已结束,共录取50人。“从目前录取的情况来看,通过扩招新政录取的学生,总体生源质量不错。学校将针对扩招生源的特点和需求,依据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灵活的原则,实行弹性学制,为他们量身定制培养方案。”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张慧波说。

来自浙江台州的童优军是宁职院新录取的考生之一,之前在快递公司工作,因为工作原因,她选择了宁职院的物流管理专业,她说:“我了解到宁职院的物流管理专业和宁波港口城市的特点有很密切的联系,能到宁职院就读,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发展机会。”

记者了解到,宁职院高度重视高职扩招工作,结合前期调研,根据社会生源的职业现状、年龄结构,从便于将来促进就业等方面考虑,最终决定开设电子商务和物流管理两个专业。其中,该校物流管理专业是国家首批示范建设专业、浙江省优势专业、国家高职物流资源库建设牵头专业;电子商务专业是宁波市重点专业,培养了大批满足区域产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为了选拔合适的学生,宁职院此次开展的职业适应性测试分为“面试”和“机试”两个部分,由学校自主命题并组织考试。值得一提的是,面试采用校企联合招考,全过程让企业专业人士参与人才选拔。此外,该校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采取以职业技能倾向能力测试为主导的上机测试,有针对性地考查和评价考生专业适应度及发展潜能。

从已被录取的考生来看,他们从事的职业广泛,有淘宝运营、物流运输、幼教、会计等,年龄在19岁到35岁不等,普遍具有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专或技校的学历。

张慧波表示,该校将对扩招学生实施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将充分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强化系统学习,采用项目化教学模式,以更灵活的教学方式提升扩招学生的成长空间,并充分利用企业资源,校企双方共同开展教学与实训,强化实践应用,让每个求学者最终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


内容来源:中国教育报

   学机电工程的却被安排去卖饮料,送一名学生去企业“实习”能拿上千元“管理费”……实习本是职业学校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但记者调查发现,有的职校随意安排与专业不相关、不相近的实习岗位,有的职校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出卖”给企业。业内人士认为,应斩断职校实习背后的利益链条,防止“校企合作”成为“校企交易”,让学生实习回归教学初衷。



(图片来源新华社)


  学生抱怨:实习岗位与所学专业毫不相干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实习岗位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

  然而,近期,多名来自河北渤海理工职业学院的学生向记者反映,他们被学校安排到与专业毫不相干的实习岗位。

  该校2017级机电工程系的一名学生说,7月17日,他被学校安排到北京欢乐谷实习,同学们有的在收银,有的在售卖饮料,与所学专业没有任何关系。

  而该校2017级信息工程系200多名学生则于7月16日被安排到北京大兴亦庄经济开发区一家企业做客服工作。因在这里实习没有工资、住宿条件较差,一些学生不愿意,选择中途放弃。但辅导员告知他们,实习未满16周,会遭到“降年级”或警告处理。

  针对实习岗位与专业不对口问题,渤海理工职业学院回应称,学生目前只是在欢乐谷体验、了解园区岗位。不少学生则不认可校方的说法,认为校方组织的实习实训与专业相脱离,对提升所学专业实践能力没有帮助。

  像渤海理工职业学院学生的实习遭遇并不鲜见。记者梳理发现,不少微博备注为职校学生的用户自曝有类似实习经历。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今年6月以来就有40多条关于职校实习不对口等问题投诉,涉及山东、四川、云南、陕西等地多所职校。


  “来一个学生一次性给学校1200元” 学生实习成校方“摇钱树”


  近年来,教育部及多地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严禁各地各校借学生实习与实习单位、劳务中介机构之间进行利益输送,收取劳务费、中介费。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职校仍向企业或劳务中介机构输出“学生工”,收取名为“管理费”的提成。

  河南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2018级学生张敏(化名)介绍,6月份一结束课业,他就与400多名同学被校方安排到纬创资通(昆山)有限公司顶岗实习,工作是在一条手机生产线上贴元件、拧螺丝、清点、包装等。

  纬创资通(昆山)有限公司多名员工透露,工厂每年会给一些职业学校不菲的费用,招收“学生工”。为了印证该员工的说法,记者以“组织学生实习”名义,向该公司“寻求合作”;该公司人事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学生专业不限”,企业会支付管理费,“七八月份用工需求多,来一个学生一次性给学校1200元。”

  学院驻厂彭老师直言,目前的实习岗位在专业上的确学不到什么知识技能,但国家有规定,职业院校必须组织学生实习;学校已经把六个月实习期缩短至三个月,不实习毕业会受影响。

  职校学生还成为一些劳务中介机构招工来源。“不是您给我们中介费,是我们给您管理费,每生每月保底给学校800元。”当记者以南京某职校相关负责人身份向江苏嘉恩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咨询学生实习时,对方孙姓经理向记者推荐了仁宝视讯(昆山)电子有限公司实习岗位。孙经理说,管理费随行就市,要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学生具体构成等情况而定,“男女比例、年龄段等都是我们和企业谈判的条件。”


  谨防“校企合作”沦为“校企交易”


  业内人士认为,一些职业学校将学生随意送到一些与专业无关的企业实习,甚至以此牟利,这背离了职业教育的初衷。教育、人社等主管部门应加大对职校实习的监管力度,斩断职校实习背后的利益链条,防止“校企合作”成为“校企交易”。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季春雷认为,校方应为学生提供充足选择机会,例如实习前组织招聘会、宣讲会,让学生、家长、校方共同参与,筛选与专业相关的实习岗位。学校不能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对于一些职校向劳务中介机构或企业输送学生获利的行为,教育等主管部门要发现一起、打击一起。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重要一环,需要校方认真设计,投入相应精力和经费,主管部门要督查职校实习内容和效果。可探索设立职校黑名单制度,将有违规实习行为的职校列入黑名单,每年招生时要对外公示。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辉等认为,职校组织的实习是“校企合作”重要内容,“校企合作”不应沦为“校企交易”;除了教育等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外,劳动监察部门也要加强执法,保护实习学生的权益。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职校学生实习不对口问题频发,也反映出一些职校没能及时根据人才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要深化职校举办管理体制改革,赋予职校更多自主权,提高专业设置与实习、就业岗位匹配度。


内容来源:新华网

中新网北京7月31日电 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年职业教育人才就业景气度报告》显示,当前大专和中等职业教育人才的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即1个大专学历的求职者拥有3.7个岗位机会,1个中职学历的求职者拥有2.3个岗位机会,这表明职业教育人才的就业景气度较高。

同时,报告称,当前职业教育人才求职时投递了其他行业的比例为91.75%,投递了其他职业的比例是72.90%。结合跳槽周期长的特点,一定程度说明职业教育人才求职时虽然广撒网,多尝试,但成功跳槽还是存在难度。

从跳槽周期看,职业教育人才的跳槽周期高于本科和硕士及以上人群,其中,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周期又长于大专。可见,学历水平越高,跳槽周期越短。

具体来看,中职人才的跳槽周期达35个月,即一份工作平均会做到3年左右;大专人群平均每份工作坚持27个月;本科人群跳槽周期为23个月;硕士人才跳槽周期仅为19个月,约一年半的时间。

行业间流动方面,趋势上来看,职业教育人才正在从互联网/电子商务、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汽车/摩托车、加工制造(原料加工/模具)、酒店/餐饮等行业流出,流入到专业服务/咨询(财会/法律/人力资源等)、贸易/进出口、环保、医药/生物工程、医疗设备/器械等行业。

从区域间流动看,职业教育人才有进一步向二线以上城市集聚的趋势。新一线、一线、二线城市的职业教育人才分别占33.36%、22.65%、21.81%,同时分别有1.90%、0.68%、1.18%的职业教育人才希望从其他地区流向以上地区。(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

全国15所民办高职院校更名“职业大学”,专家提醒,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试点警惕学历导向,不应过于关注一纸文凭


日前,一个新鲜名词出现在国内教育领域——“职业大学”。教育部批准,包括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在内的15所民办高职院校更名“职业大学”,成为民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
《国家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提出,建立健全对接产业发展中高端水平的职业教育教学标准体系。职业教育专家认为,设立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正是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破冰之举。
“职教20条”将职业教育定位于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并明确,“打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通道”。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本科-硕士,甚至到博士的路途即将畅通无阻。需要警醒的是,专家呼吁,高等职业教育需要警惕学历导向,不应过于关注一纸文凭。
然而,当下高等教育能否完全摒弃学历导向,职业大学能否改变当下对职业教育的偏见,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路途还要走多久,尚需时间来回答。
采写:南都记者 刘雪 实习生 王思涵
广东两所民办高职院校升格
15所获批升格职业大学的院校中,广东占据两所,分别是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和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以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为例,将首批设置10个职业本科专业:印刷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应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汽车服务工程、土木工程、环境艺术设计、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英语等,这些专业均为该校的优势专业。
在教育部的批复函中,这批民办职业大学承担着“探索职业教育发展新路径,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任。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李海东表示,职业大学的设立,释放出的信号是:职业教育的“天花板”已经被捅开了。
“以前,国内的职业教育体系到高职就断层了。”他说。学生要继续往上提升,只能通过“专升本”,但这一培养路径与职业教育完全不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好处是,能够按照职业教育的方式来培养人才。”
在广东,这两所升格的职业大学尚是高职时,已是民办高职中的佼佼者。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崔英德透露,学校从2012年起已提出升本目标,为此,学校董事会投入近10亿元,用于提升学校硬件和师资,仅实训实验室,就有149间。
这些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被要求坚持职业教育办学定位,保持职业教育属性和特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据了解,为保障职业大学办学经费,同为职教大省的山东正在探索实施“基本保障+发展专项+绩效奖励”的财政拨款方式。
与应用型本科不可“同日而语”
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并非大陆原生,上世纪末,在我国台湾地区早已出现。在德国,产教融合的“应用技术大学”,也被认为与国内职业大学的概念类似。
台湾建立的职业教育体系包括“高职-专科学校-科技大学及技术学院/大学”,培养技术工作者、全技术工作者、技术员、技师及工程师等技术型人才。进入21世纪后,这一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平行发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自成体系,又相互衔接,使得高职生与普高生具有同等的升学机会。
在国内,2014年曾传出信息,要推进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现代职业教育院校,但这一消息后来不了了之,从而诞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应用型本科。
这些应用型本科院校仍属普通教育体系。在广东,2017年设立的深圳技术大学,虽以培养高水平工程师和设计师为人才培养目标,强调产教深度融合和校企联合培养人才,但它属于“本科层次的普通高校”,仍是一所应用型本科院校。
李海东认为,与应用型本科相比,职业大学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姓“职”,它采用的是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它首先是职业教育,然后才是本科;但应用型本科首先是本科,然后才强调应用型。这是人才培养方式定位的不同。”
但也有职教从业人士认为,应用型本科不肯姓“职”,源自于固有社会认知对于职业教育的偏见。“他们觉得,职业教育是低层次的,转为职业教育是‘降格’,不愿意‘屈尊’。”这名职教从业人士如是表示。在他看来,设立职业大学,其实是“围魏救赵”,为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树立标杆。
课程设置加大实操比重
姓“职”的本科层次教育特色在于,在人才培养方式上,仍秉承职业教育的特点。教育部要求,职业教育强调理论与技术应用并重,理论课程与技能课程应按1:1的比例设置。这一模式下培养的学生,毕业即具备上岗工作的能力。
同样以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为例,该校艺术传媒学院副院长陈华表示,他们在“印刷工程”这一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实践课程占比达60%以上。而在普通本科,实践课比重一般在40%以下。“我们的本科专业就业方向为企业中高端技术人才,要求学生注重实操,能够解决复杂性工程技术难题。”
在人才培养定位上,他们将印刷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和专科生进行区分:专科培养的是一线技术人员,在课程设置上,围绕岗位设立;本科培养的是企业工程师,要求具备解决一系列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比如,专科设立有平板印刷这门课,本科除了这个,还附带有印刷机控制系统课程。”
目前,这一本科专业配备有两名正高、5名副高以及7名中级职称教师,实践课老师包括4名校内全职教师和4名企业兼职教师。他们遴选了12家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印刷企业作为这一专业的校企合作对象,除日常课程实训外,这些职教本科生还需要在企业进行5-6个月的专业实训。
在台湾地区,职业教育序列高校师资配备则更强调行业企业经验。以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为例,有企业工作经验教师占八成。他们注重从企业或行业引进兼职教师,他们不仅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广泛社会关系,充分了解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以便所培养人才能对接市场。
困惑
  实操过多会否影响学生升学
在国内,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尚在试点当中,对本科层次人才的培养方式,许多职业大学专业负责人存在纠结:到底是理论跟实践并重,还是重实践轻理论?
国内一家职业大学专业负责人向南都记者表示,在跟其他职业大学交流后发现,多数专业并未形成整体的人才培养思路。虽然教育部发函早已明确,要保持职业教育特色,需要突出“实践”二字,然而,作为人才培养的实际操刀者,他们仍存在疑虑。“未来社会对学历要求会越来越高,要是我们培养的本科学生想去做研究的话,相比普通本科生,他们理论基础会更薄弱,这样往上走会比较难。”
“职业教育更多的是结合实践进行教育,必须保证实践占绝对比重,并对实践的质量和过程有严格控制。”教育学者熊炳奇用一番话来消解他的顾虑。“重视培养学生的技能,而不是按照以前的模式,进行信息理论的灌输。”
他认为,从职教本科、专业硕士到工程博士,这是一条贯通的渠道。然而,职业教育应以就业为导向,完全根据社会需求来办学,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而不应是学历导向。“如果又走上了提升学历层次这条路,那就偏离了职业教育的路。”

“继续延续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只是人才层次上更高端。”李海东如是建议。他说,职业教育本科层次是职业教育的龙头,“在这个层次里大有可为。”

来源:

南方都市报

自今年年初《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印发后,高职扩招百万、启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1+X证书制度试点等10余个政策文件纷纷出台。中国的职业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一直以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处在比较尴尬的状态,很多中职学校和高职院校都挣扎在“招生难”的困境中,一边是学生和家长不愿选择职业教育,另一边则是用人单位对技能人才既“急需”又“急缺”的状态。应该说,在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技术技能人才的关口,职业教育陷入了“应然”重要与“实然”次要的泥潭。
不少职教界人士表示,造成职教尴尬境遇的原因有很多,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现在,国家政策一下子释放了诸多“红利”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打开了大发展的大门,那么,“东”风来了,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了吗?那些多年发展中出现的痼疾顽疾能否很快破解?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带着这些问题来到山东烟台和威海,在实地调研中探寻大发展来临的关口,职业教育所做的起跑准备,感受职业教育跃跃欲试的全新的起跑姿态。
机制体制的变革让“一潭死水”变成“一盘大棋”
“2017年,我们调研了10多所学校,发现烟台市职业教育存在着诸多累积而成的难解。”烟台市教育局副局长许箕展说。
当时烟台市的公办职业院校并不全归教育部门管理,而是由不同的部门和区政府管理,“多头管理”“条块分割”,造成资源分散、学校的专业设置无法实现统筹,很多学校专业雷同、同质化严重:这个学校有财会专业,那个学校也有,这个学校办了学前教育专业,那个学校也办……
“很多专业设置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学校有相关专业的老师,学校招生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办学,”许箕展说。曾经一度,数控专业特别热门,当时烟台市几乎每一所高职院校都有这个专业,都配备了相关的设备,结果现在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设备还在运转,三分之二都是闲置的。甚至有一个中职学校开出了23个专业。
再加上,很多学校校长来自行政岗位,使得职业院校的行政化也非常严重,结果造成了“烟台市职业教育的人员流动几乎为零。”许箕展说。
“一潭死水”如何发展?
机制体制的问题不解决,从根本上束缚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此,烟台市从2019年起,将原由市里其他部门代管、区代管、区属的职业院校等全部划归到市教育局直属,人财物实行统管,彻底理顺了职业教育体制机制。
由条款分割到统筹管理,首先改变的是学校专业的设置。“第一件事就是帮助每一所学校进行长远规划,避免重复建设。”许箕展说。
“我们原来是‘小而全’,现在可以做到‘专而精’了。”烟台城乡建设学校校长姜代坤说,现在所有专业设置都围绕着建筑行业,比如,同样都是机电,现在的专业设置可能就会是电梯或者智能楼宇控制等等。
这样的变化当然不仅仅出现在一所学校,烟台市准备用3~5年时间完成所有公办职业院校的专业统筹,每所中职设3~5个专业群、高职设5~8个专业群。
与此同时,还成立了由企业家和职教专家组成的专业设置委员会,不仅对现有专业进行评估,还要对今后新增专业进行指导。
今年,烟台电子信息产教联盟在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业园成立,省内5所高职学院、15所中职学校和2个企业参与其中,充分利用企业技术资源和学校教学资源,在教学实训、课程教材、师资培养、工匠培育、技术创新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下一步,烟台还将围绕新旧动能转换其他产业再组建7个产教联盟。
机制体制变了,职教“活”了。各学校开始进行专业结构调整,对重复设置的汽车维修、会计等专业进行了整合,对保留的专业进行“智能+”改造。同时,院校可以进行教职工的交流和学校之间资产的调剂,为专业布局和资源流动打通了渠道。
“一潭死水”变成了“一盘大棋”。
培养模式的准备从砸掉围墙开始
有了机制体制的保障,一所职业院校如何发展的问题就回到了职业教育本身,也就是怎么办学、怎么办职业教育。
这两年,只要提到职业教育,人们就会想到产教融合这个概念。
所谓产教融合,从字面上看这是一道数学题:产+教=产教融合。不过,看似简单的加法在实际操作中却能产生出无数种方式,而又因方式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
记者在威海职业学院见到2018级的连锁经营管理工匠班的学生陈永利时,他正在刚刚开业两周的超市内整理货品,而超市门口则摆着他今天要用的教科书。这个超市就是陈永利及他的同学的实训基地,同时也是他们上课的地方。上午,陈永利和同学在旁边的房间上课,下午便直接在卖场工作。
其实,这个超市就是威海职业学院产教融合的一个缩影。这所学校的产教融合重点不在“产”与“教”之间的那个加法,而在于“融”与“合”。
“办真正意义的职业教育,就要办以实训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威海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吴永刚说,在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里,大一通常会学习理论,到了大二再进行实训,“我们不能这样。”
吴永刚的想法来自于一次偶遇。
吴永刚有一次在一个酒店遇到自己学校毕业的正在做门童的学生,问学生在这个岗位上做多久了,学生回答:一年了。
“我们酒店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在饭店端盘子,在酒店当门童。但如果一两年、三年后他们还在端盘子、当门童,那我们职业教育就要反思,他们在我们这里接受的职业教育究竟值不值得?”吴永刚说,他希望学生在职业院校里学到的是真本领。
于是,学校开展了一场“砸墙运动”。
从2017年暑假开始,威海职业学院按照“教室+车间”一体化的思路对实训室进行了改造,把以前横亘在教室间的墙体拆除,把小教室变成了大车间。甚至学校的一栋大楼,里面每一层都是按照“轮船”的功能建造的:一层是机舱操作实训室,二层是电路实训室,三层是船舶驾驶实训室,所有船舶相关专业都可以在此实习实训。
“如果我们的酒店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不能把一个酒店经营好,没有把它管理好,说明我们的老师没有真本事,说明我们的孩子学不到真本领,所以用实践化的教学,既是一个教学载体,更重要的是检验我们以实训为导向的教学质量。”吴永刚说。
有了这样的观念,学校的日常管理等都有了教学的味道:学校的咖啡馆、酒店等场所的经营服务人员,都由相关院系的学生自己来担任。
有人说,职业教育大发展的机遇来了,其实,这不仅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我国整个教育链条走向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机遇。在这个机遇面前,不仅职业教育人要做好准备,所有教育人都面临着如何调整、转变进而继续发展的挑战。
来源:
环球网

中国职业教育之“大”,有目共睹。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据国家统计局和教育部的最新数据,中国现有中等职业院校10340所,高等职业院校1423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

大而不强、多而不精,是中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后新的痛点。尽管已经分别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职业教育仍是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

职业教育如何破局,仍是一道典型的中国式发展难题。

“国家着急了”

“国家极为重视职业教育。然而,作为产业主体的企业并不愿意参与,作为学习者的个体也不愿意接受。这是长期困扰职业教育发展且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关键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教授徐国庆说。

事实上,在决策者看来,职业教育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它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一度尝试“以职养职”,将职业教育从行业、企业中剥离出去,走市场化路线。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选择导致了中职教育的迅速滑坡,以及随之而来的“技工荒”。

2002年~2005年,国家史无前例地连续三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会议。在2005年的会议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宣布“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拉开了国家对职业教育大规模投入的序幕。

“你把这些年的政策连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对于职业教育这个薄弱环节,国家着急了。在普及了义务教育之后,教育投入的增量是优先发展学前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实际上,迫于经济的需求,还是选择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然后再补学前教育的短板。”北京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和震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道。

在和震看来,发展职业教育是一条被发达国家印证过的路径。他说,“但凡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经济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就会急剧提升,职业教育的价值也会被广泛认可。”

作为研究者,和震一直很忌讳使用“平民教育”“差生教育”等概念,反对给教育和人贴标签。“不能说某种教育适合某种人,职业教育类型化的核心是课程性质的不同。与普通教育相比,它确实存在不同,但也是不可替代的。”

这种不可替代性是双向的:既满足社会对职业技能人才的需要,也丰富了个体选择——尽管有一些是被动选择。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为平民阶层、弱势群体提供了最基本的教育保障。据悉,中国职业院校9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普通家庭。

和震认为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非常值得而且合算,既提高了国民素质,又避免了很多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觉得职业教育的“政治正确”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生源、经费、深造通道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有分析认为,除了以“示范校”“优质校”为代表的10%,职业院校剩下的90%日子都不好过。

日前,在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场会上,东部某省教育厅一位副厅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职教育“严重营养不良”,高职教育则“长期处于亚健康”。

严重营养不良,指的是基本办学条件太差。这位副厅长说,“中小学有个教室有块黑板有个好老师就行了,但是职业教育不行,它需要实训,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职业教育就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还处在一个欠发达阶段。”

无独有偶,中部某省的一位教育厅副厅长在现场会上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中职教育基础不牢,职教体系就会地动山摇。” 生源、经费、深造通道是他关注的三大问题。

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中职招生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占高中阶段招生总量的比例维持在40%左右,原先大体相当的“职普比例”正在逐渐失衡。中职教育的蛋糕越做越小。

高职院校的资金状况也不容乐观。虽然与普通高校数量相当,但是2018年全国12013亿的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中,高职院校只有2150亿元,仅相当于总额的一个零头。

职业教育地位低、资金少,还要承受普通教育畸形发展带来的恶果。

“本科教育重病缠身。”上述东部某省教育厅副厅长在分析职业教育困境时表示,“二十年前,中国的本科教育包括大中专教育都是精英教育。1999年高考扩招后,高等教育大众化,但培养模式还是过去的精英教育模式。社会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可是我们的本科教育占那么大的比例,分布结构严重错位。”

一个引人关注的新趋势是,一些无法就业的本科毕业生甚至到高职、中职“回炉再造”。“这些普通本科高校的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想当白领没有那么多岗位,想当蓝领又没有那个技术。”这位副厅长说。

2014年开始,国家多次提到要试点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本科转变,让高等职业教育这个“龙头”更有吸引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大部分本科院校对此并不积极。相反,各类高职院校对“升本”充满了热情,一心想“去职业化”。

2015年,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就曾公开表态,“原则上中职不升为高职,高职不升为本科。”根据产业、行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国家希望保持与之相适应的、稳定的中、高职结构,希望各学校“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在各自的定位上潜心办学”。

今年6月初,首批15家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职业大学”,但变的是名字,不变的是“职业”属性。据悉,这15家高职无一例外都是民办高校,且升格后,校名都保留了“职业”二字。

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在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场会上重申,“高职专科不会再有一所(通过)升格为本科(去职业化),这条路走不通了。”    同时,孙尧还代表教育部表态,全国1200多所普通教育本科高校,除了以“双一流”为代表的研究型高校,剩下至少有一半应该向“专业能力和技能导向”的应用型本科转变。

“企业是用户,是上帝”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天然地要与企业紧密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也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形成了“政府主导、学校本位、企业缺位”的尴尬局面。

2019年4月,发改委、教育部联合印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该《办法》称,进入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目录的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教育部同时还公布了24家“先期重点建设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议名单”。

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在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场会上强调,“如果学生是我们的产品,企业就是我们的用户,是我们的上帝。一定要动脑筋,想办法把企业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感兴趣,愿意合作。”

不难看出,政府迫切希望通过政策的引导,改变校企合作“一头冷一头热”的现状。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加快产教融合,仅靠一些示范企业远远不够,应该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

事实上,以法律形式保障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中企业的地位和利益也提了很多年,但《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工作却迟迟未能落地。据悉,诞生于1996年的这部法律更多带有“宣示性”,但规定性、约束性不强。

2008年,全国人大曾将《职教教育法》修订列入年度重点工作,但是实质性修订工作至今仍未完成。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再次提出,“推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为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对于《职教教育法》修订的“难产”,有受访者认为,职业教育行业的实践变化太快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便是行业自身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也在不断更迭中,而法律则需要相对固定成熟的共识。

相比之下,一些地方在立法上走在了前面。比如,今年3月江苏省在全国率先推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统筹考虑、合理界定各方责任,着力解决校企合作中的突出问题。

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志磊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对于企业而言,在产业创造的财富中自我保留的越多,职业教育越能对其高附加值、高技能专用性的岗位提供人才,需要其承担的成本越低,其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意愿就越高。

但实际情况是,高昂的硬件成本、管理成本,有限的收益和人员的流动性都严重抑制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合作积极性。在企业的账本上,投入产出比是首要问题。

职业教育滞后于行业发展是企业不积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苏州某台资企业工作多年的一位人事经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非有特别大的科学突破,否则职业院校的知识体系可能几十年都不会变。“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不少职业院校实验室里的示波器都是20年前的,你到了企业怎么去做检测?”

这位人事经理表示,即使是订单式培养的学生到了企业之后可能也要进行3到6个月的脱产培训才能上岗。“半年左右的时间没有产出,一直在半工半学,这对企业来说蛮头疼的。”

是误人子弟,还是定位精准?

对家庭而言,想要“拥抱”职业教育同样不容易。

“宁愿到星巴克端盘子,不愿到职校学本事”“宁做工资两三千的白领,不做工资五六千的蓝领”“进工厂还不如送快递来得自由”……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歧视使得大多数家庭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职业院校。

一些学生即便进了职业学校,也会千方百计地升学,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一位职业院校老师透露,在他们学校60%~70%的学生都会选择升学。    但也有例外,比如称为“网红”的小龙虾学院就成了不少学生和家长追捧的香饽饽。

今年夏天,湖北省江汉艺术职业学院潜江龙虾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拿到了普通专科毕业证书,据说这批学生毕业之前就已经被“预订”一空,薪水高达6000元~12000元。

2017年,潜江龙虾学院成立之初就一炮而红,甚至引起了主管部门的关注。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就曾表示:“有的学校开出了龙虾专业,不能够这样……专业的设置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是有科学性的,不能够误人子弟。”

面对批评,校方自认为并不违规,因为他们开设的并不是“龙虾专业”,而是专业目录上的烹饪工艺与营养、餐饮管理和市场营销专业,只是将烹饪小龙虾作为重点。

打擦边球也好,品牌炒作也罢,潜江龙虾学院可谓是名利双收。据悉,2019年它的招生人数已经扩大到200人。在职业院校普遍招生困难的背景下,成功逆袭。

“小龙虾学院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是人家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发展得挺好,从养殖到烹饪涵盖了整个产业链,定位很精准。”北京师范大学和震教授表示,“这也反映了国家认知和市场需求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异。”

不仅有小龙虾学院,还有热干面研究院、健身学院、电梯学院,都是职业院校的常规操作,这些以校企合作为主的二级学院反映出职业教育“全口径”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特性,同时也与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紧密相连。

事实上,“网红”专业在职教体系中的占比很低。业内人士认为,与这些“短平快”的服务业技能人才培养相比,高成本的工业技能人才培养才是职业教育的重点。

数据显示,2018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排前三位的专业分别是: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97.1%)、电气化铁道技术(95.9%)和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95.5%)。

没人报考,也要永远保留

职业教育是工业化的产物。对中国而言,这也是一个舶来品。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现代学徒制……都曾是中国学习的对象。

早在1985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试点就在中国6座城市展开。1994年,中德职业教育合作纲领性文件诞生,成为中国迄今唯一签署的政府间职业教育双边协议。如今,中国已成为德国职业教育出口的最大市场。在“德企之乡”江苏太仓,双元制已经推行多年,积累了较好的本土化经验。

6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德国考察时特别提到,职业教育是中德教育合作的一张靓丽名片。

事实上,学习哪一种职业教育模式,首先面临的是选择哪一种产业发展道路。

华东师范大学徐国庆教授认为,走高端制造业路线的国家,必然以要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作为支撑。领先全球的美国经济以技术创新和金融控制作为增长点,它的职业教育并不直接服务于产业,而是服务于人的发展,因此被也称为生涯教育。这种产业路线降低了对工人技能水平的依赖。

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震教授看来,高技能路线和技能替代路线的差异非常明显。前者以德国双元制为代表,强调对工人技能的依赖,后者则以美国的流水线生产为代表。

在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志磊看来,“中国大陆既学德国、也学美国,但是做起来好像越来越像中国台湾。”

台湾职业教育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重理论、重学历。遍布台湾的“科技大学”事实上就是职业院校的同义词,这既是满足学校、家长“升本”冲动的产物,也造成了学历泛滥和口碑断崖。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一名只考了18分的学生居然上了本科。    不少学者认为,相比之下,新加坡的经验更值得中国借鉴。

一位曾经在新加坡学习过的政府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地政府对职业院校的层次、数量都有严格的把控,中职院校永远保持在35%的比例。“按理说他们有经济条件让大家都上大专、大学,但如果那样,基础技术工人就没人做,就会出现结构性短缺。”

因为国家小、人口少,新加坡政府要求把人力资源规划精确到95%以上。与此同时,政府还会对招生进行干预和引导,即便像焊接机加工这样的专业没人报考,但也要永远保留。

华东师范大学徐国庆教授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以高端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是明智的选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以职业教育为手段,加强对专业设置、专业选择的计划和引导,避免像英国一样,因为职业教育与产业模式不匹配而导致制造业竞争力下降。

来源:

新浪教育综合

中国职业教育之“大”,有目共睹。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据国家统计局和教育部的最新数据,中国现有中等职业院校10340所,高等职业院校1423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
大而不强、多而不精,是中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后新的痛点。尽管已经分别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职业教育仍是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
职业教育如何破局,仍是一道典型的中国式发展难题。
“国家着急了”
“国家极为重视职业教育。然而,作为产业主体的企业并不愿意参与,作为学习者的个体也不愿意接受。这是长期困扰职业教育发展且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关键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国庆说。
事实上,在决策者看来,职业教育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它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一度尝试“以职养职”,将职业教育从行业、企业中剥离出去,走市场化路线。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选择导致了中职教育的迅速滑坡,以及随之而来的“技工荒”。
2002年~2005年,国家史无前例地连续三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会议。在2005年的会议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宣布“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拉开了国家对职业教育大规模投入的序幕。
“你把这些年的政策连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对于职业教育这个薄弱环节,国家着急了。在普及了义务教育之后,教育投入的增量是优先发展学前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实际上,迫于经济的需求,还是选择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然后再补学前教育的短板。”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和震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道。
在和震看来,发展职业教育是一条被发达国家印证过的路径。他说,“但凡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经济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就会急剧提升,职业教育的价值也会被广泛认可。”
作为研究者,和震一直很忌讳使用“平民教育”“差生教育”等概念,反对给教育和人贴标签。“不能说某种教育适合某种人,职业教育类型化的核心是课程性质的不同。与普通教育相比,它确实存在不同,但也是不可替代的。”
这种不可替代性是双向的:既满足社会对职业技能人才的需要,也丰富了个体选择——尽管有一些是被动选择。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为平民阶层、弱势群体提供了最基本的教育保障。据悉,中国职业院校9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普通家庭。
和震认为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非常值得而且合算,既提高了国民素质,又避免了很多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觉得职业教育的“政治正确”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生源、经费、深造通道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有分析认为,除了以“示范校”“优质校”为代表的10%,职业院校剩下的90%日子都不好过。
日前,在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场会上,东部某省教育厅一位副厅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职教育“严重营养不良”,高职教育则“长期处于亚健康”。
严重营养不良,指的是基本办学条件太差。这位副厅长说,“中小学有个教室有块黑板有个好老师就行了,但是职业教育不行,它需要实训,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职业教育就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还处在一个欠发达阶段。”
无独有偶,中部某省的一位教育厅副厅长在现场会上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中职教育基础不牢,职教体系就会地动山摇。” 生源、经费、深造通道是他关注的三大问题。
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中职招生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占高中阶段招生总量的比例维持在40%左右,原先大体相当的“职普比例”正在逐渐失衡。中职教育的蛋糕越做越小。
高职院校的资金状况也不容乐观。虽然与普通高校数量相当,但是2018年全国12013亿的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中,高职院校只有2150亿元,仅相当于总额的一个零头。
职业教育地位低、资金少,还要承受普通教育畸形发展带来的恶果。
“本科教育重病缠身。”上述东部某省教育厅副厅长在分析职业教育困境时表示,“二十年前,中国的本科教育包括大中专教育都是精英教育。1999年高考扩招后,高等教育大众化,但培养模式还是过去的精英教育模式。社会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可是我们的本科教育占那么大的比例,分布结构严重错位。”
一个引人关注的新趋势是,一些无法就业的本科毕业生甚至到高职、中职“回炉再造”。“这些普通本科高校的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想当白领没有那么多岗位,想当蓝领又没有那个技术。”这位副厅长说。
2014年开始,国家多次提到要试点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本科转变,让高等职业教育这个“龙头”更有吸引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大部分本科院校对此并不积极。相反,各类高职院校对“升本”充满了热情,一心想“去职业化”。
2015年,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就曾公开表态,“原则上中职不升为高职,高职不升为本科。”根据产业、行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国家希望保持与之相适应的、稳定的中、高职结构,希望各学校“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在各自的定位上潜心办学”。
今年6月初,首批15家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职业大学”,但变的是名字,不变的是“职业”属性。据悉,这15家高职无一例外都是民办高校,且升格后,校名都保留了“职业”二字。
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在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场会上重申,“高职专科不会再有一所(通过)升格为本科(去职业化),这条路走不通了。”
同时,孙尧还代表教育部表态,全国1200多所普通教育本科高校,除了以“双一流”为代表的研究型高校,剩下至少有一半应该向“专业能力和技能导向”的应用型本科转变。
“企业是用户,是上帝”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天然地要与企业紧密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也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形成了“政府主导、学校本位、企业缺位”的尴尬局面。
2019年4月,发改委、教育部联合印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该《办法》称,进入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目录的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教育部同时还公布了24家“先期重点建设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议名单”。
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在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场会上强调,“如果学生是我们的产品,企业就是我们的用户,是我们的上帝。一定要动脑筋,想办法把企业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感兴趣,愿意合作。”
不难看出,政府迫切希望通过政策的引导,改变校企合作“一头冷一头热”的现状。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加快产教融合,仅靠一些示范企业远远不够,应该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
事实上,以法律形式保障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中企业的地位和利益也提了很多年,但《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工作却迟迟未能落地。据悉,诞生于1996年的这部法律更多带有“宣示性”,但规定性、约束性不强。
2008年,全国人大曾将《职教教育法》修订列入年度重点工作,但是实质性修订工作至今仍未完成。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再次提出,“推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为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对于《职教教育法》修订的“难产”,有受访者认为,职业教育行业的实践变化太快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便是行业自身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也在不断更迭中,而法律则需要相对固定成熟的共识。
相比之下,一些地方在立法上走在了前面。比如,今年3月江苏省在全国率先推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统筹考虑、合理界定各方责任,着力解决校企合作中的突出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志磊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对于企业而言,在产业创造的财富中自我保留的越多,职业教育越能对其高附加值、高技能专用性的岗位提供人才,需要其承担的成本越低,其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意愿就越高。
但实际情况是,高昂的硬件成本、管理成本,有限的收益和人员的流动性都严重抑制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合作积极性。在企业的账本上,投入产出比是首要问题。
职业教育滞后于行业发展是企业不积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苏州某台资企业工作多年的一位人事经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非有特别大的科学突破,否则职业院校的知识体系可能几十年都不会变。“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不少职业院校实验室里的示波器都是20年前的,你到了企业怎么去做检测?”
这位人事经理表示,即使是订单式培养的学生到了企业之后可能也要进行3到6个月的脱产培训才能上岗。“半年左右的时间没有产出,一直在半工半学,这对企业来说蛮头疼的。”
是误人子弟,还是定位精准?
对家庭而言,想要“拥抱”职业教育同样不容易。
“宁愿到星巴克端盘子,不愿到职校学本事”“宁做工资两三千的白领,不做工资五六千的蓝领”“进工厂还不如送快递来得自由”……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歧视使得大多数家庭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职业院校。
一些学生即便进了职业学校,也会千方百计地升学,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一位职业院校老师透露,在他们学校60%~70%的学生都会选择升学。
但也有例外,比如称为“网红”的小龙虾学院就成了不少学生和家长追捧的香饽饽。
今年夏天,湖北省江汉艺术职业学院潜江龙虾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拿到了普通专科毕业证书,据说这批学生毕业之前就已经被“预订”一空,薪水高达6000元~12000元。
2017年,潜江龙虾学院成立之初就一炮而红,甚至引起了主管部门的关注。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就曾表示:“有的学校开出了龙虾专业,不能够这样……专业的设置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是有科学性的,不能够误人子弟。”
面对批评,校方自认为并不违规,因为他们开设的并不是“龙虾专业”,而是专业目录上的烹饪工艺与营养、餐饮管理和市场营销专业,只是将烹饪小龙虾作为重点。
打擦边球也好,品牌炒作也罢,潜江龙虾学院可谓是名利双收。据悉,2019年它的招生人数已经扩大到200人。在职业院校普遍招生困难的背景下,成功逆袭。
“小龙虾学院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是人家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发展得挺好,从养殖到烹饪涵盖了整个产业链,定位很精准。”北京师范大学和震教授表示,“这也反映了国家认知和市场需求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异。”
不仅有小龙虾学院,还有热干面研究院、健身学院、电梯学院,都是职业院校的常规操作,这些以校企合作为主的二级学院反映出职业教育“全口径”服务于国民经济的特性,同时也与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紧密相连。
事实上,“网红”专业在职教体系中的占比很低。业内人士认为,与这些“短平快”的服务业技能人才培养相比,高成本的工业技能人才培养才是职业教育的重点。
数据显示,2018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排前三位的专业分别是: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97.1%)、电气化铁道技术(95.9%)和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95.5%)。
没人报考,也要永远保留
职业教育是工业化的产物。对中国而言,这也是一个舶来品。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现代学徒制……都曾是中国学习的对象。
早在1985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试点就在中国6座城市展开。1994年,中德职业教育合作纲领性文件诞生,成为中国迄今唯一签署的政府间职业教育双边协议。如今,中国已成为德国职业教育出口的最大市场。在“德企之乡”江苏太仓,双元制已经推行多年,积累了较好的本土化经验。
6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德国考察时特别提到,职业教育是中德教育合作的一张靓丽名片。
事实上,学习哪一种职业教育模式,首先面临的是选择哪一种产业发展道路。
华东师范大学徐国庆教授认为,走高端制造业路线的国家,必然以要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作为支撑。领先全球的美国经济以技术创新和金融控制作为增长点,它的职业教育并不直接服务于产业,而是服务于人的发展,因此被也称为生涯教育。这种产业路线降低了对工人技能水平的依赖。
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震教授看来,高技能路线和技能替代路线的差异非常明显。前者以德国双元制为代表,强调对工人技能的依赖,后者则以美国的流水线生产为代表。
在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志磊看来,“中国大陆既学德国、也学美国,但是做起来好像越来越像中国台湾。”
台湾职业教育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重理论、重学历。遍布台湾的“科技大学”事实上就是职业院校的同义词,这既是满足学校、家长“升本”冲动的产物,也造成了学历泛滥和口碑断崖。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一名只考了18分的学生居然上了本科。
不少学者认为,相比之下,新加坡的经验更值得中国借鉴。
一位曾经在新加坡学习过的政府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地政府对职业院校的层次、数量都有严格的把控,中职院校永远保持在35%的比例。“按理说他们有经济条件让大家都上大专、大学,但如果那样,基础技术工人就没人做,就会出现结构性短缺。”
因为国家小、人口少,新加坡政府要求把人力资源规划精确到95%以上。与此同时,政府还会对招生进行干预和引导,即便像焊接机加工这样的专业没人报考,但也要永远保留。
华东师范大学徐国庆教授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以高端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是明智的选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以职业教育为手段,加强对专业设置、专业选择的计划和引导,避免像英国一样,因为职业教育与产业模式不匹配而导致制造业竞争力下降。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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